一个写作者的漫谈
Kanie Ja
序言：从一次偶然说起
去年年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冉冉和张旻老先生带着他的新书在思南读书会做客，进行了一次访谈式的交流会，读书会将近结束的时候一个磨铁的编辑问我，写了这么多年文章，却错过了两次出版机会，完全从《萌芽》的束缚里脱逃之后，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再也写不下去了，或因为各种外部契机开始把生活重心摆脱写作？
我说当然有。
她就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那就沉下来。
她当时愣了一下，可能是觉得这答案过于简单，或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给她解释说，写作从来不是闷着劲往前冲的，这种沉也不是躺平摆烂，是要边沉淀边书写。我经常对人说，你把角色的底色铺陈开来之后，角色就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力，他们会循着自身的轨迹往前走。对于写作者来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去写那些触手可及的细碎，哪怕只是一句随口的呢喃、一个转瞬的念头，写着写着，那些藏在心底的句子，自然会奔涌而出。
这个编辑的提问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参与蔡骏和哥舒意举办的泛悬疑主题《罗生门》签售会时，我同样问蔡骏的问题。蔡老师具体是怎么说的，时过境迁已经记不清了，但底色是一样的，去沉淀，去在书写中等待契机。当时这个简单的答案也让我无所适从，但走过很远之后，才慢慢品出个中味道。
今天在这里，面对这么多wiki写作爱好者们，我忽然觉得我还是当年那个提问的人，只不过我比一些人早出发几步，或仅仅是因为自己出生得早一些，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偶然，我对这条路的了解未必比大家多。只是恰好走在前面，所以回过头来和你们说几句闲话。
一、从北到南、从现实到后室：城市的边界
前阵子，我和一位年轻作家聊天。她叫杨知寒，从黑龙江来，在杭州已经住了很多年，有好多次也来上海。
我问她：上海怎么样？
她想了想，说：热。她说不是天气那种热，是一种说不清的热闹、拥挤、喧嚣。在齐齐哈尔，冬天零下三十度，街上人少，安静得能听见雪落的声音。到上海第一年，她总有一种错觉，耳边永远有声音，永远有人，永远在动。她睡不着，觉得自己的神经一直绷着。
她说，刚到上海那年冬天，她穿着一件厚羽绒服出门，走到南京路，热出一身汗。站在路口，看着那些穿薄棉衣的本地人，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不是穿多了那种傻，是那种——你不属于这里，你还没学会怎么在这里生活。
我问她，那你想过回齐齐哈尔吗？
她说想过，但后来有不想了。很奇怪，越是觉得不属于南方，越想留下来看看。就像当年学写作，第一篇稿子被退了十几次，越退越要写，就是想看看最后能不能成。她第一次给上海文学投稿的一个小说叫《黄桃罐头》。写的不是上海，是北方，一个女孩冬天在穿过公园的街道上走，路上撒了融雪剂，雪没化干净，成了一条湿滑的泥路。但她说这个小说是在上海写的。很奇怪，离开之后，那些小时候的事反而越来越清楚。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她觉得那里什么都没有，灰扑扑的，冻手冻脚。到了上海，那些灰扑扑的东西忽然有了颜色，雪的白色，天空的铅灰色，老房子的砖红，还有东北人说话时嘴里冒出的白气。
她说，写作需要留白般的疏离。你守在松花江边，眼里只有江水的湍急，看不清它藏在波澜下的温柔；你走远了，回望时，才能看清它滋养一方的厚重，看清它四季流转的模样。
这让我想起《繁花》。电视剧热映的时候，很多上海人说这就是我们记忆中的上海。但你仔细想想，导演王家卫是上海人，可他离开上海太久了，他的上海是记忆中的上海，是带着疏离感沉淀后的上海。这种疏离恰恰让《繁花》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不局限于地域的烟火，多了一份旁观者的清醒。
这和后室创作其实息息相关，也许这就是写作的位置。也可以说成，梦核写作的位置。不是完全属于这里，也不是完全不属于这里。刚好卡在中间，刚好有疏离，刚好能看见两边的风景，刚好能捕捉到那些藏在缝隙里的情绪与真相。
二、传统的抽屉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图书馆。其实直到大学也喜欢这么干，那会儿我和朋友两人各自办一张借书卡，一张卡可以借十本书，我们骑着小电驴，从嘉定老城区的图书馆里每个月装二十本书到大袋子里，吭哧吭哧拎回去，那种老图书馆其实和小时候记忆里的模样别无二致。目录柜是一排排小抽屉，上面贴着标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文学下面还有更小的抽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你要找一本书，就得先知道它在哪个抽屉里。
这让我想起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面对浩瀚繁杂的万物，我们总习惯先搭建框架，再分类归档，把每一样事物都放进预设好的格子里。时代被切割成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的段落，地域被划分成七大洲八大洋的板块，万物被归类为矿物、动物、植物的族群。这些格子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不需要记住每一件事的细节，只需要记住它的标签，标签一贴，就知道它该归属于哪里。这是一种便捷的记忆方式，也是我们简化世界的一种本能。
文学也不例外。严肃文学是一个宽绰的大格子，类型文学是旁边分列的小格子，再细分出科幻、推理、言情、玄幻、武侠等小隔间，每个格子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写科幻，就得有超越现实的设定与想象；你写推理，就得有环环相扣的案件与真相；你写言情，就得有细腻动人的情感与羁绊。这些规矩是约定俗成的，你遵守它们，读者就知道该期待什么。但格子也有局限，它把复杂的文学创作简化成几个固定特征，把连贯的创作谱系割裂成一个个孤立的空间。就像达芬奇与李时珍，两人仅相差十几岁，曾在同一时空共存数十年，却因为被放进“西方艺术”与“东方医学”的不同格子里，我们很少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地域的格子也是一样。提起东北，很多人脑子里跳出来的标签是天气的冷、人的豪爽、二人转、赵本山。提起上海，标签是精致、精明、小资、排外。这些标签不是凭空来的，但一旦固化，就会掩盖真实。一个上海人可能一点也不精致，一个东北人可能一点也不豪爽。但标签不管这些，它只管把所有人塞进同一个格子里，忽略个体的差异。知寒跟我说，她最烦的就是被人问“你们东北作家是不是都写寒冷和苦难”。她说，寒冷和苦难确实有，但那是背景不是主题。她写的是人，是那些在寒冷里活着的人，他们也有温暖，也有幽默，也有无聊的日子。就像上海作家写弄堂，不是为了写弄堂，是为了写弄堂里的人，写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欢喜与遗憾。
可标签的威力就在这儿。一旦你被放进“东北作家“这个格子里，读者就会带着对东北的固有期待来读你，你写的东西会被自动归类到那些标签下面。你反抗也没用，因为标签在读者脑子里，不在你书里。
文学圈的图景也是这样。严肃文学作家似乎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自由穿梭在各个格子之间。加缪写荒诞故事，没人把他放进悬疑格子；雨果写情感纠葛，没人把他放进言情格子。而类型文学作家一旦被放进某个格子，就很难挣脱。如果你写科幻，又写言情，别人就会说你不够纯粹。我想，在这里，你们也常会听到一个词：“没有后室味儿。”
这就是框架的威力。它帮助我们快速认识世界，也束缚我们深入理解世界。它最强大的时候，往往是你感觉不到它存在的时候，悄悄把你困在预设的边界里，让你失去突破的勇气。
三、那些试图打破标签的人
第一个是马伯庸。他的《长安的荔枝》表面上是一个唐朝故事，写一个小吏要把岭南的荔枝运到长安给杨贵妃。但你读的时候，会发现主人公面对的困境完全是现代的：领导的不合理要求、同僚的推诿扯皮、资源的匮乏以及时间的紧迫。他把古代的背景和现代的主题嫁接在一起，让读者在历史的距离中看清今天的自己。
马伯庸说，他写历史小说不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用历史的镜子照见今天。这句话很有意思。他把唐朝的格子打开，放进去现代的内容，让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东西产生化学反应。
第二个是阿乙。他这几年提出一个说法，叫取消故事。他认为传统写作太依赖情节了，总是追求“然后呢”，让读者欲罢不能。但他问，读者真的永远只想要这个吗？生活本身并不是每分钟都有悬念，每天都有反转。生活有很多无聊的时刻，有很多没有意义的事。他想写那种真实不是情节的真实，是过程的真实。譬如写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看着窗外，胡思乱想。没有什么情节，但读者读着读着，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自己。这种写法打破了传统的情节观念，但并不是凭空来的。它借鉴了意识流文学，而意识流本身就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
第三个是刘慈欣。他的《三体》设定非常新颖，三体人、智子、降维打击。但你仔细看，里面追问的还是那些古老的问题：文明面临生存危机会怎么做？弱小者如何对抗强大者？他用科幻的新瓶子，装进了传统的老酒。作为同出身于萌芽新概念作文的郝景芳学姐，曾经拿到雨果奖的《北京折叠》也是这样。她把北京分成三个空间，不同阶层的人在不同的折叠空间里生活。这个设定完全是科幻的，但它要表达的主题是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这是最传统的。
知寒自己也算一个。她带着北方人的冷，进入上海的热，两种温度碰撞生出一种新的写作。她的《黄桃罐头》写的是齐齐哈尔，但视角已经不是纯粹的北方视角，而是混杂了上海经验之后的视角。那个在东北大街上走的女孩，其实也带着一个在上海生活过的人的眼光，带着那份疏离与清醒。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没有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做文章。他们用旧元素组合出新东西，用新形式承载旧主题。他们不是在真空中创造，而是在框架的边缘试探、突破，活成了不被定义的样子。他们在边界上行走。
四、写作需要等待
此次闲聊也是因为叶兆言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沉淀。我和知寒都很喜欢这句话。
这让我想起自己写作时的状态。以前大学时每天坐在电脑前，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淀。沉淀下一句话，沉淀下一个情节，沉淀下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有人以为写作是灵感迸发，其实不是。写作是坐在那儿，盯着屏幕，一字一句地打磨，一笔一画地描摹。写不下去，就停下来沉淀，去观察生活，去感受情绪，去积蓄力量。
我更年轻时（哼，免得你们说我老阿姨了）也有过写作很顺的时候。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帮北京联合出版社和磨铁图书做文章编辑，那会儿各种找邀约，找那些从新概念作文里脱颖而出的复赛选手们约稿，给他们做短篇合集，很多人野心勃勃，激情四射，有一天写两篇短篇的，后来还都发表了。有选手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太厉害了，甚至想过以后要拿诺贝尔奖。
但老天爷很快就给了那孩子一个教训。接下来整整两年不断地被退稿，退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件事儿我跟现在那些经常给科幻世界投稿的科幻作者也说，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常态。经常有一个小说给了刊物半年没有消息，最后收到一封很短的信，告知来稿已阅，不拟采用，谢谢支持。连个签名都没有。
一个叫王若虚的旧友就是如此，他第一次发布处女作已经是07年的事儿了，13年那会儿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已经小有名气，但还是困难。因为他的短篇被退过不止一次，长篇也被退，反正都是打耳光。后来那部长篇发表出书了，销量不错，但一本书的营收不过几万，这对主职作家来说，称不上好日子。
但他们都还是在写。写作对这些作家来说就像呼吸，成了一个习惯。但那种写不下去的感觉，始终会伴随。以前我从八点写到十一点，也就几百字。但我也会很享受，因为在那些写不下去的时刻，其实也是写作的一部分。你在沉淀，在酝酿，在积蓄力量，就像深埋地下的种子，看似沉寂，实则在默默扎根，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
五、猫的本事
我家里养了很多猫，有只叫嗅嗅。它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趴在窗台上看外面。一看能看几个小时。我不知道它在看什么，但它看得特别认真，眼睛一动不动。有一次我凑过去，顺着它的目光往外看。什么也没有，就是对面那栋楼，灰色的墙，几个空调外机，一棵树。但它就是看得津津有味。
我想，也许猫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它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一只飞过的鸟，一片飘落的叶子，一个移动的光斑。我们觉得无聊，它觉得有意思。
写作也是这样。你站在窗台边，看同一个地方，看久了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刚开始，你看见的是墙，是空调，是树。时间长了，你看见墙上的裂纹，看见空调外机上的锈迹，看见树叶上趴着的虫子。再久一点，你能看见那些东西背后的故事，裂纹是怎么来的，锈迹长了多久，虫子什么时候会变成蝴蝶。
当年福楼拜教导莫泊桑观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真正的观察，从不是走马观花的掠过，是停下脚步，沉下心来，钻进去看，钻进去还不够，还要看透表象，触达本质。
我认识的很多写作者，都有这种猫的本事。他们能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看很久，想很久。别人觉得无聊，他们觉得有意思。别人看见的是墙，他们看见的是墙背后的岁月与故事。这大概就是写作者的本事吧，能在快节奏的世界里守住慢下来的勇气，能在杂乱无章的生活里捕捉秩序，能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里发现不凡的光芒。对于后室创作来说，也是这样，这是共通的，所以你们无需思考如何把后室和现实割裂，反而要去想，如何从这种看似割裂的表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秩序。
六、在边界上行走
最后，我想回到框架这个话题。
框架是人类为自己搭建的避风港。动物有领地意识，却不会为自己划定清晰的疆界；植物以适宜的环境为中心生长，却不会给自己设定固定的范围；山川洋流自在流转，从来没有明确的分界，总是在过渡中交融共生。只有人类，为了读懂世界、掌控世界，才亲手搭建了一个个框架，划定了一条条界线。
框架是有用的。它帮我们梳理混乱的信息，记住复杂的事物，快速理解陌生的世界。但它也有局限，它把复杂的万物简化成几个标签，把连贯的生命割裂成一个个片段，把那些无法言说、难以归类的美好与复杂，悄悄藏了起来。文学里的框架也是一样。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划分，传统写作和后室创作的对立，继承和反叛的冲突，这些框架让我们有了归属感，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个位置，却也给我们套上了枷锁，限制了我们的创作边界。
但框架的对立面，从来不是另一个框架，而是生长。生长是不被定义的韧性，是既在框架之内扎根，又在框架之外抽枝，它不否定框架的意义，却也不被框架束缚，在规则与自由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方式。生长是那些不甘于被同化的力量，是那些在沉默中默默扎根、悄悄绽放的存在，是不迎合、不盲从，只遵循自己内心的节奏。
一个写作者，其实就是一种生长的力量。他不满足于被放进某个固定的格子，不甘愿被贴上单一的标签，总是在“既符合期待，又突破常规”的状态里，慢慢成长。他受框架的影响，却不被框架困住；他尊重规则，却也敢于突破规则。他和框架共生，和规则对话，常常在创作的沉浸中，忘记所有的束缚。就像那个走在你们前面的路人，我知道自己只是恰好走在前面，我知道前面还有未知的路，还有潜藏的挑战，还有无形的框架。但我还是走着，不是因为知道终点在哪里，不是因为有确定的答案，而是因为，走着本身，就是成长，就是意义。
框架就在那里，它不是用来困住我们的，而是用来让我们踩着它，向上生长的。你走的时候，可能会被框架挡住，可能会绕开框架前行，可能会停下来，在框架的边缘试探。但只要你还在走，还在生长，框架就永远困不住你。
路是别人走过的，脚步是自己的，框架是别人搭建的，成长是自己的。